碩士期間，學會操作google earth，一種免費的地理資訊系統，操作沒有很困難，就是在各種類型的電子地圖上標記地點、畫出線條，或是圍出有顏色的幾何形狀。
2009年回去支亞干，走入不同家戶，訪問各個家族耆老，再回到187號2樓的房間裡，對照衛星空照圖和地籍圖，在電腦螢幕前畫出各種圖形，替每個家屋豎立邊框，並抹上顏色。
「你知道支亞干這個名字的由來嗎？」
「你知道自己的長輩過去住在哪一個舊部落嗎？」
「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搬到支亞干嗎？」
在每一次以1小時起跳的訪談中，心中始終圍繞這3個疑問。
成長的記憶中，幾乎不曾聽長輩談及我們從何而來，反倒熟背女媧補天、黃帝蚩尤、夏商周到滿清入關，一群以佔據「中間」而自豪的民族，比對生活在滿滿檳榔樹山下的我們，卻不知從何驕傲。
隨著論文的完成，繪製出支亞干的家族分布圖，大致掌握部落的遷徙歷史後，文字和圖像似乎無法得到滿足。於是，往後幾年我頻繁地前往「舊部落」。
2014年，我和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的夥伴們籌辦一場返回舊部落的活動，名稱叫「Mha nami alang daya—我們要回山上的家」，3天2夜，一群青年高密度地藉由工作坊、討論會及課程，釐清自身和返鄉，並籌畫最後1天，我們要登上「Alang Swasal—蓮花池部落」。
青春的氣息洋溢難以理解的神祕未知，我們都清楚太魯閣族大部分來自Yayung Paru—立霧溪流域，一起上山的行動促成某種力量；一群年輕人為了找尋自我歷史而流汗登山，不在乎抽筋的小腿數量超過一手台啤。
我攀登過梅園、竹村、大同和大禮，每一次「上山」情緒總是複雜。一方面，我驚訝自己的小腿竟迷戀上山，平時無認真運動，卻能輕快地攀爬各種山的形狀，以及可以背上10公斤以上行李的雙肩，步行數公里也不痠痛。某次，我甚至背了一隻雞去alang Skadang[1]，送給當地經營民宿的友人。
但我始終沒有回家的感覺。一次次的攀爬，好似持續虛構回家的想像，每一次抵達目的地，總在猶豫感動究竟真實抑或誠懇，我沒有具體的對象該流淚，更無法面對挺拔的高山和深邃的U形河谷，大喊：「我終於回家了。」。
我的生父來自瓦黑爾溪的Alang Wahir，養父來自清水斷崖上的Alang Tkijig，母親來自alang Pjigan，那些我應該優先造訪的舊部落，從未列在登山選項中，優先考量其實是攀登的現實條件：舊部落位置、路徑好走與否、和有無耆老可以帶領等。
回到山上的家，實際上就是一種無邊界的想像，溯源自身屬於某個起頭？長輩的口傳歷史可追溯至立霧溪及木瓜溪，接著是南投靜觀，更早之前呢？歷史帶我們認定族群的來源，建立認同的邊界，只是又該止於時間空間的哪一個時刻或哪一個地方。
2017年起，我數次穿著雨鞋沿著支亞干溪，前往Ulay—二子山溫泉，窺探百年前的支亞干。
最早遷徙來支亞干的家族來自木瓜溪的alang Qutux Pais—敵人的頭顱部落，他們首先遷徙至支亞干溪上游的Ulay，發現此地山林資源豐富，隨後逐步擴大生活領域，並跟原先居住於中下游的賽德克族交戰於Krumuhan—清昌山。1914年，日本人發動太魯閣戰爭後，推動集團移住政策，又有20個幾個不同的家族／舊部落遷徙至支亞干，形成一個超大型的組合部落。
也許到了二子山溫泉，我能有更親近家的感受吧？因為它是支亞干開發的前哨站，是最早遷來的家族建立的第一個部落據點，更是我的曾外祖父及外公談定親事的地方。舅舅曾跟我說，某次外公帶著親戚一同前往Ulay，在煙霧瀰漫的熱水中，和曾外祖父聊天，談及家中女兒，就這麼說定婚事，山上綁定山下，外婆必須嫁來支亞干。
可實際到了Ulay，我難忘的是同行的夥伴，我們聊了什麼，怎麼在野地生火取暖或搭建帳篷，抵擋夜晚凍人的溫度，或是在哪一個渡溪點，誰腳滑隨波逐流，誰大笑，誰又小腿抽筋…，滿滿的回憶始終沒有反家這一個情感選項！
驅動我造訪舊部落的意念恐怕並非「回家」而是現在。
我喜歡爬上祖父母從前居住的Sipaw[2]，整理稀疏的竹林，猜測哪些qdrux[3]由他們親手堆疊，想像某個被整理過的梯形平台上種植過地瓜、芋頭或小米。我喜歡現在我們整理的農地，被命名為「耕吧園區」，我們請耆老搭建傳統工寮，並籌辦各種食農和編織體驗活動，40幾年前，祖父母從Sipaw遷徙下山，短暫地居住在這裡。
我喜歡工寮裡重新搭建的Rqda，在3顆石頭的夾縫中，練習怎麼把木材交疊進去，才可以燃起熊熊的火焰；烹煮香蕉飯和芋頭糕，或是野菜加泡麵，同時烘烤竹子裡渺小的蚊蟲，請他們不要再蛀蝕竹節，順勢讓火光烘照臉龐，手臂因為反覆揮動锯子和鐮刀而冒出血管。那些深度訪談、文字撰寫、攀登高山和造訪舊部落，在流汗的當下有了對話的對象。
我在不斷被整理的田地中，整理自己的執著，整理怎麼把歷史緩慢地寫入現在，整理尋根，實際上就是找自己該如何持續生長於支亞干，找到心靈支撐的情感依賴或是藉口說詞，找到可以延續的文化項目，或是單純我好喜歡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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